当然不是!
在这之后,熊向晖又有多次绝妙演出,每每送出价值连城的情报。
1947年3月,这时已经进入解放战争的关键时期,正在度蜜月的熊向晖被一自称国民党保密局的人叫住,他起初担心是自己身份已经暴露,急忙思索应该如何应对。
是迅速撤退,还是静观其变?
胆大心细的他,选择了后者。等到被带去见胡宗南后,事情才明了。原来,胡宗南命令熊向晖延期赴美留学,要熊向晖回到身边再辅佐他三个月。
胡宗南对熊向晖说:“前天蒋总裁命令我直捣共产党的老巢延安,并选在四国外长会议的第一天发起攻击。”说完,胡宗南给了熊向晖一个文件包,让他根据包里文件的内容画一幅草图,并叮嘱他锁好房门,不许任何人进来。
熊向晖打开文件包,看到两份绝密文件:老蒋核准的进攻延安的方案、陕北共产党的军队兵力配置情况。
熊向晖异常激动,将文件内容默记在心。次日上午,熊向晖随胡宗南和参谋长盛文乘专机回到西安。当天晚上,熊向晖就将情报送到了西安《新泰日报》主编王石坚的家,通过地下室里的秘密无线电台,将这两份绝密情报发到延安。
一周之后,胡宗南带着熊向晖等少量随从秘密离开西安,辗转来到洛川。在洛川小学,与先期到达的几名国民党高官会面,组成前线指挥所。
这时候,熊向晖通过敏感的捕捉力意识到,自己有必要将胡宗南的日常动态报告给党中央。于是,在如此紧要的关头,他决定冒险行事,将情报用信函的形式写在白纸上,装在印有战区第一司令部长官的大信封里。
为保险起见,他同样的信都要写两封,一封寄给王石坚,另一封寄给王石坚的朋友潘裕然,源源不断的情报就这样被送到了党中央的面前。
正是有了这样价值连城的情报作支撑,党中央果断放弃延安,在陕北地区与国民党玩起了捉迷藏。
在这个捉迷藏阶段,也发生了很少惊险而有趣的事情。
据后来的我军将士回忆,胡宗南的追击部队往往近在咫尺,有时甚至一个在山梁上走,一个在山梁下走,连敌军说话的声音都能听得到,但就是“有惊无险”。
正因为有情报工作的保障,虽然力量相差悬殊,但我军总能一次次从敌人眼皮底下逃走,还会时不时地给敌人以沉重打击。胡宗南的部队陷入了一团泥沼之中,非但没能“给中共之军队以毁灭性打击”,自己的部队反而损失惨重。
能够实现这样的全身而退甚至反败为胜,熊向晖功不可没,国民党“闪击延安”的计划破产,泽东主席就大赞熊向晖,说他“一个人可顶几个师”。
话说回来,单从“闪击延安计划流产”来说,熊向晖第一时间送出了绝密的情报,固然非常重要。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如何用好这个情况,也就是写好这几篇揭示文章,让老蒋和胡宗南的数十万大军劳而无功、无功而返,就更为关键了。
正所谓“三言两短喝退百万雄兵”,“一枝笔可敌雄兵百万”,就是最真实的写照。
想当年,三国时候,张飞在长坂坡一声怒喝,河水倒流,惊退号称百万的曹兵。诸葛亮只身一人,舌战吴国群儒,还用一架琴,摆起空城计,吓走司马懿大军。
当然了,这些多半是演义。而党中央只用一纸电文,一篇报道,就惊退老蒋和胡宗南的数十万大军,却是不折不扣的史实。
这当中,最令人叹服的,还得属咱们的泽东主席。
事后,经过参与者考证,以朱老总名义致电老蒋和胡宗南的这则电文:“道路纷传,中央将乘国际解散机会,实行剿共。当此抗日艰虞之际,力谋团结,犹恐不及,若遂发动内战,破坏抗战团结之大业,则陷国家民族于危难之境。”实际上,这则电文是泽东主席亲自捉刀拟就的。
至于后来,为延安《解放日报》撰写社论《质问国民党》,就更是出自泽东主席之手了。
为了使文章更具冲击性,该文直接使用了熊向晖提供的绝密情报内容。提出国党将两个集团军调离黄河河防,准备进攻边区这一事实,然后向国民党提出尖锐质问。值此抗战的紧要关头,老蒋和重庆国民政府竟然打算摧毁国共统一战线,这不是典型的令仇者快、亲者痛么?不是典型的和日本侵略者妥协,与投靠日本的汪伪政权毫无区别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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