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惯性发生了转动,偏离了原来平行于车底的位置。尸体的一端从车侧露了出来,这时候正在开车的黑米,余光会从后视镜中看到一个黑影晃动。因为害怕,黑米肯定踩了刹车,这个时候,车辆的轮胎和因为惯性转过来的尸体发生碰撞,尸体因为轮胎的碰撞力重新回位到和车底平行的位置。因为轮胎碰了尸体,所以黑米感觉到了颠簸。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尸体的肩背部有轮胎印但是没有碾轧痕。”
“非常有道理!”大宝说,“确实没有其他可能来科学地解释这一切了。”
“可是尸体为什么会挂到我的车上?”黑米心有余悸。
我低头思索了一下,说:“最大的可能是他在钻你的车底,突然疾病发作死亡了。你一开车,车底就恰巧挂上了死者的腰带。”
“可他为什么要钻我的车?”黑米说,“他会不会是被别人害死的?”
我摇摇头,说:“我们排除了死者是外伤、窒息死亡的可能性,刚才我也接到了毒化实验室的电话,排除了他是中毒死亡。应该不是他杀,而是意外。至于他为什么要钻你车底,我猜会不会是想躲避一些什么?”
黑米环顾四周,说:“以后我再也不把车子停到下面来了。”
“你们地库这不是有监控吗?”我指着墙角的摄像头问黑米。
黑米摇摇头,说:“地库的监控因为招标受质疑的问题,一直都没能通过验收,所以一直还没有开启。很多人都和台领导提意见,说车子被划了也不知道是谁划的。可是台领导也没办法。”
“哦。”我沉吟道,“我们回去吧。你需要休息,我们也需要时间来等待组织病理学做出的结果。”
第四章
法医组织病理学是需要一个烦琐的检验流程的。从解剖取下的人体组织的取材、固定,到脱水、包埋、切片、染色、制片,最后到阅片、诊断,少说也要一星期多的时间。
在这一星期时间里,我天天到组织病理学实验室里催方俊杰干活,甚至把他的头发都逼白了两根。
7月16日,星期一,我早早地跑到了组织病理学实验室。
“我现在看见你就害怕。”方俊杰笑着说,“你真是快把我给逼疯了!昨天我加了一天班,把切片都看完了。”
“什么结果?”我急着问。
方俊杰不慌不忙地说:“从皮肤的病理切片看,没有炎症反应,说明死者的拖擦伤应该是死后损伤,死得透透的之后形成的。”
“这个我基本心里有数了,就是验证一下。”我说,“你就别卖关子了,告诉我,死者是不是潜在性心脏疾病突然发作导致猝死的?”
“啊?”方俊杰说,“你怎么会这样认为?我看了所有的片子,心脏完全正常啊。冠状动脉也不狭窄,心肌也没问题,传导系统也没问题。你等等啊,我再看看片子。”
“没病?”我吃了一惊,“那不是心脏疾病,会不会是其他疾病?”
方俊杰熟练地更换着切片,眼睛没有离开显微镜,说:“心脏肯定是没问题,其他切片看,也没任何问题。这个人很健康。”
“什么?”我叫道,“那他是怎么死的?”
“我怎么知道?”方俊杰说,“又不是我解剖的。”
我说:“可是我们解剖排除了外伤、窒息和中毒致死,现在你又给我排除了疾病致死,那他是怎么死的?”
“听起来有点儿恐怖啊。”方俊杰说,“难道是鬼上身?”
我的脑子有点儿蒙,赶紧拨通了赵其国副局长的电话。
“赵局长,你那边调查有什么进展吗?”我说,“焦林死亡的案子。”
赵局长说:“案子交给交警在办,刑警配合。目前调查,死者是一个企业的高管,但是性格软弱,在家里很受欺负。妻子薛齐有外遇的可能,但是目前还没有找到相关证据。焦林和薛齐关系一直不好,处于分居状态,因为财产官司还没有离婚。7月8日晚上薛齐给焦林打过一个电话,据薛齐说,是她提出离婚,但焦林还是不同意。”
“也就是说,那个时候焦林有可能去找薛齐?”我问,“当时薛齐在哪里?”
“薛齐说是在自己买的房子里。”赵局长说,“但我们觉得有问题,因为在地下车库,我们发现了死者焦林的汽车。焦林应该是驾车去广播电台,至于干什么,不得而知。”
我追问道:“那电台里总有监控摄像头吧?有异常情况吗?”
赵局长说:“8日是星期天,薛齐不上班,我们从电梯、楼道的监控摄像头里确实没有看到薛齐、焦林和可疑人员。只有黑米9日凌晨下了电梯,她的节目编导住在台里,也没有下到地库。地库的监控摄像头没有启动,所以下面发生了什么也不知道。你们死因查清了吗?”
我有些哑口无言,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我要重新验尸。”
回到办公室里的时候,办公室里正一片欢腾。
小羽毛回来了。
小羽毛给大家带回来许多北京特产。林涛斜坐在小羽毛的桌边和她亲热地说着话,大宝则躲在办公室的角落里大快朵颐。
小羽毛见我黑着脸走进办公室,说:“怎么,看到我就这么不高兴啊?你看看,我现在戴一杠一星了!我是正式民警了!你不能歧视我!”
我应付道:“啥时候回来的?”
小羽毛说:“其实昨天早上就到了,但是星期日嘛,我就在家赖了一天。”
我拍了拍手,话锋一转,说:“大伙儿听着,上个星期的焦林死亡案,病理方面没有查出问题。也就是说,我们没有找到死者的死因。现在案件存在诸多疑问,我们必须马上检验尸体!”
欢腾的景象立即收归严肃,林涛和大宝马上开始收拾各自的勘查箱。我打通了韩亮的电话,说:“又迟到!马上到单位,去殡仪馆!”
经过了一星期的冷冻,又没有及时化冻,尸体硬邦邦地躺在解剖台上。
我问赶过来工作的魏法医,说:“胡科长和韩科长呢?不是应该由他们俩负责这个案子吗?”
魏法医点点头,说:“他俩今早就接到指令,去西郊一个现场了。”
“两个科长一起去的?”我问道,“命案吗?”
“不清楚。”魏法医说,“但看他们的脸色,怕是不太乐观。如果是疑难命案,他们会打电话向你求援的。”
我“哦”了一声,默默地穿上了解剖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