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里为你随时候着呢。”
安芬就大笑不止,我们都很惊诧地看着她,只到她止住没把眼泪给笑出来,才说当初她们高三班有流感的时候,有的学生嫉妒发烧感冒的可以随意进出教室,还可以翘课,便也想造出他发烧的假,可是老师也在办公室准备了一支体温计在那里候着,非得先测过再定夺,有聪明的就给他支招说是让他用玻璃杯先接一杯大半开的水,因为滚开的水会把玻璃杯烫炸了,而且也不能让温度计飙升到100度烧坏了,那也不切合实际,倘若到那个温度怕是尸体也要被烧成灰了,最后把体温计放在玻璃杯外侧焐热了再拿给老师看。
郁沛问,“那奸计得逞了?”
“哪啊?”安芬倒成了讲师先喝了口水,“不知是方法不得当,还是体温计拿到老师那冷了,总之老师拿起来一看说,‘嗯,这不正常吗?36.8摄氏度。’”
郁沛得意地,“我就觉得他太笨吧,要是他每个胳肢窝里贴个暖宝宝,估计就能蒙混过关了。”
“还是你聪明,看来你也是经常跷课得来的经验吧?”我继而又疑惑地问安芬,“你这同学自己也带了支体温计啊?”
安芬说,“是别人的,就那些真正发烧感冒的,老师允许的,那一阶段确实流感很厉害。”
“我倒不常缺课的,我是好学生。”郁沛又盯着安芬,“那你呢?没有不幸遇难吧?”
“谢谢关心,我健康得不得了。”安芬深剜了郁沛一眼又转向我,“芮姐,你都不知道,那时后来老师都着急了,把病人集中放在一边,没病的集中放在另一边,说是免得再把健康的传染了,没人去上学了。”
我问,“不会全校都这样吧?”
安芬,“你这话倒让我想起来了,也真奇怪了,感冒发烧的当时数我们班多,学校就差没把我们班集体隔离了,班主任英语老师首先就中枪了,物理老师也咳嗽个不止,上课只在黑板上板书,一句话不说。”
安芬又接着说了另一桩趣事,从那个想冒充发烧的失败者身上,另一人得出经验去请假,装咳嗽,可能本来就有点咳,等他走到老师面前就拼命咳嗽,把老师吓得让他赶快回家治疗,别把别人也传染上了,就差没说咳久了会得肺结核而且到严重程度会出血丢命,那就越发不可收拾了,老师也担不起这个责任。
言归正传,有时对立面互换一下,也就能体会到相互的难处,也就不那么处处刁难了,只是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机会的,要不是我们因此阴差阳错,不过也不算是彻底的乾坤大扭转,即即便是曾经,我们也起不了决定性的作用,至多只是徘徊在那些实质性的边缘。
拿起账本,看着升的数字很养眼,收到那一张张毛爷爷的头像确实也喜人,就是逢冬过节时也少见这么多的红票子的,只是这里拿不准哪些才是属于我们的,哪些才能属于我的,上了这趟车,我好似也转正高大上起来,心里有时是觉得给银行打工了,怎么说也是更接近多少人梦寐以求的钞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