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八十七章 高端对话

浦东的发展前景，他当时和所有到场的德国工商界人士都认为，中国人描述的那种辉煌的前景不可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实现，那只不是中国人的一厢情愿或是一种梦想而已。但是，在上海浦东如期建成后，所有的人都为之惊叹之余，不得不佩服中国人伟大的创造力。

    从此，他对中国刮目相看。

    他住在法兰克福郊外的一座大房子，在房子的一侧建造了一个很大的圆形玻璃会客厅，阳光从三面射进会客厅，十分透亮。2000年夏天，在这间玻璃会客厅里，梁晓秀和他就中国的经济发展前景进行了一次长谈。

    她问他：“中国经济快速发展20多年，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你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见证人，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前景有什么看法？”

    他说：“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大力倡导向西方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这是正确的。现在，中国在经济发展方面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这表明中国已经成熟，完全有能力和经验驾驭中国这艘经济巨轮在大海上航行。西方，也就是欧美发达国家，今后要对中国的经济问题发表看法，应该持谨慎态度，因为今日的中国经济正在引领世界经济的发展，而西方经济则处于停滞或缓慢发展阶段。在这种情形之下，西方经济学家或政治家怎么可能以西方的标准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前景做出正确的评价和判断呢？我认为，我们现在没有资格当中国的老师。中国人是何等的聪明，他们比谁都清楚中国的事情！至于我个人，更没有资格评论中国的经济。”

    这位饱经风霜的德国老人，在商海里拼搏半个多世纪后已经十分老到了，按中国人的说法，已经是一个“老江湖”了。他冷静非凡、思路开阔、见多识广，但却出言谨慎，这是为什么呢？

    她继续问他：“克莱斯特先生，你是一个对中国国情比较了解的人。你知道，中国经济还面临着许多挑战，我非常想听一听你的建议。”

    “如果说建议，”他看了梁晓秀一眼后说，“我只有一个建议。”

    “什么建议？”梁晓秀追问道。

    “自主品牌，”他说，“中国现在要拥有自主品牌。你知道我是做实业出身的。我相信实业，也就是制造业。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世界上发达国家的企业几乎都到中国投资建厂，制造各种产品，其中不少产品还是世界名牌产品。无论是外商独资企业，还是中外合资企业，产品的知识产权都是外方的。这是中国需要特别注意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

    他喝了一口咖啡后继续说：“在当今国际市场上，中国能拿出的具有自主品牌的世界名牌产品实在太少。这是中国经济的‘软肋’。中国现在是制造业大国，为全世界制造产品，但这是一种低层次的经济活动，原因就是中国生产的这些产品没有自主品牌。说得更通俗一点，就是中国在给欧美发达国家打工，大的利润老板拿走了，中国剩下的只是小利润。你知道，给人打工是永远赚不到大钱的。中国经济规模之所以巨大，主要还是以量取胜。这种局面不改变，中国经济就很难跃上更高一个层次。”

    梁晓秀静静地听着克莱斯特的话。

    他接着说：“所以，中国一定要有自主品牌的世界名牌产品，也就是说一定要有知识产权。这个利害关系，我不说你也清楚。我知道中国政府和中国企业正在着手解决这个问题。如果说，中国过去没有能力、经验和财力解决这个问题，那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现在中国已经具备解决这个问题的能力，我期待着中国经济跃上更高一个层次。自主品牌、世界名牌、知识产权，是国际市场上的制胜法宝。欧美发达国家之所以富有，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这些东西。”

    “这个道理中国人很清楚，”梁晓秀说，“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国就提出建立自主品牌，拥有知识产权的概念，而且一直在努力做着这方面的工作。但中国经济的基础差、人才有限，最初只能从模仿开始。至于创建世界名牌产品，那需要很长的时间和大量的一流人才，更需要慢慢培育国际市场──而这个市场早已被欧美国家的企业垄断了。”

    他说：“这些情况我知道。我只是在提醒：这是中国经济占领国际市场高地的唯一途径。换句话说，这是中国成为经济强国的唯一出路。当然，我相信中国，相信中国能够在这个领域大有作为，尽管还有许多不确定因素，还有许许多多的困难。但我还是相信，在这个世界上，中国人没有办不到的事情，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中国正在处于飞机起飞的状态下。这架飞机一旦起飞成功，他将直飞目的地。”

    梁晓秀问他：“再经过几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奋斗，中国在创新领域有了大面积的突破，也就是培育了大量拥有知识产权的世界名牌产品后，世界经济格局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

    克莱斯特十分肯定地回答说：“世界经济格局将重新划分。人类历史上的天平将倾向于东方，也就是倾向于中国。中国将成为世界的中心。”

    汉克是英国商人，梁晓秀在她的伦敦餐馆结识了他。

    汉克的名片上印着三个头衔：英国政府贸易顾问、英中经贸委员会副主席和英国索比公司董事长。1998年梁晓秀认识他的时候，他已经是70多岁的人了，但精力充沛，头脑清晰。据他说，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他就开始和中国做生意，对中国和中国人已经很了解了。每次见面，他都用中文对梁晓秀说：“老朋友！”那样子完全是一种“中国通”的做派。

    在欧洲，梁晓秀不时能遇见像汉克那样的“中国通”，他们对中国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对中国人的风俗习惯知道不少，特别善于和中国人沟通。

    她的感觉是：凡是和中国人接触较多的欧洲人，他们的处世哲学都带有一点中国人的味道。这些人和那些从未与中国人接触过的欧洲人有很大区别。他们对中国有某种程度上的亲身体会，办事比较灵活，知道怎样和中国人打交道。而那些从未与中国打过交道的欧洲人则显得“幼稚”，呆板，在与中国人第一次接触时完全按照欧洲人的行事方式谈话或发表见解。

    在梁晓秀接触的英国工商界人士中，汉克是一个另类：典型的商人。在他身上能发现中国商人的许多特点。他为人看起来和善、随和，但骨子里暗含着商人的精明，圆滑，计谋、算计。他们这一类商人善于察言观色，看风使舵，把握时机，几乎从不上当受骗。据说，他在中国的生意做得很好，很大，从没有吃过大亏。显然，他属于那些精于和中国人做生意的欧洲生意人。

    和汉克聊天，梁晓秀感觉他比中国人还中国人：他不但知道中国商界的游戏规则，而且对中国人的性格、脾气、嗜好了如指掌。看着他，梁晓秀有时想，他哪是英国的商人呀，他简直就是一个中国商人。梁晓秀自己就是商人，她对商人有亲身体验，她猜想欧洲的“汉克们”在与中国商人做生意时，中国商人能占到多少便宜呢？

    中欧关系有时会出现一些波动，在那时欧洲的政治家、评论家、记者都会发表一些不利于中国的言论。有一次梁晓秀问汉克怎么看待中欧之间的关系。

    他的回答也透着商人的气息：“我以为，做生意是第一位的。大家不要为意识形态的一些事情争吵不休，大家都来发展经济──这对哪一方都是有利的。”

    梁晓秀又问他：“那么以后呢？如果中欧之间再出现不愉快的事情，双方之间的经贸关系还会受到影响。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我们怎样才能避免分歧，找到一种稳妥的互利共赢的合作方式？”

    他的回答很简单：“经济是根本，商业才能立国。争执既带不来商业利润，也提供不了就业，只能把事情搞得越来越糟糕。什么都不要想，发展经济，埋头做生意──这是解决当今世界一切矛盾的上策。”

    梁晓秀私下想：汉克的话倒是一针见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