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鬼神

    山鬼是骑着豹子登场的。

    她站在峰顶，

    遥望山下那幽静的竹林，

    白云一片片飘了下来。

    赤豹的旁边，是狸猫。

    人有病，天知否

    占卜的结果出来后，所有人都哭了。

    这是公元前597年的春天。楚庄王的军队围困郑国都城七天后，郑人进行了占卜。他们先问：跟楚国讲和，有可能吗？征兆显示没有。又问：在太庙里哭，把战车都开到街上准备巷战，有可能吗？回答是有。于是国人来到太庙，守城的战士则在城墙上号啕大哭，一直哭得昏天黑地。

    结果楚人退兵，留出时间让郑人修城。

    当然，也可能是想招降。[1]

    与此同时，晋国的大军也浩浩荡荡地开了过来。他们是听说郑都被围，闻讯赶来的。在晋楚两国的争霸斗争中，郑是晋国的小兄弟。小弟挨打，老大岂能坐视不管？当然要出手。

    为此，晋国军方排出了一个豪华阵营。

    我们知道，晋国号为三军，实为六军。因为三军的统帅和副帅，都各有一支部队，每军也各有两个大夫，中军统帅则为元帅。也就是说，郑都被围时，晋国六军齐发，在元帅荀林父的率领下前来救援。

    郑国却投降了。

    投降是必然的，因为扛不住。楚军围城三个月后，郑都沦陷。襄公光着膀子牵着羊，递交了投降书。楚庄王则退兵三十里，跟郑国签订了和平条约。

    晋军得到这个消息是在黄河边。这时，前进还是后退就成了一个问题。继续前进是没有意义的，也师出无名。郑国降都降了，你还救什么救？退回去同样不行。不但无法交差，这口气也咽不下。

    箭在弦上，晋楚终于交手，这就是“邲之战”。

    邲之战的过程复杂而混乱，结局却很清楚，那就是楚军大胜，晋军大败。没失败的，只有士会统帅的上军；先撤退的，则是赵婴齐指挥的部分中军。因为他们事先都做好了战败的准备。溃不成军的其他部队，则在半夜三更黑灯瞎火地渡过黄河，吵吵嚷嚷整整一夜。前面说过的荀首之子知罃也在战争中被俘。荀首只好又杀回去，射死夏姬的丈夫襄老，俘虏了楚国的王子，最后才换回儿子。[2]

    这一回，晋人恐怕连哭都哭不出。

    如此结局，应该不难预料。事实上，从一开始，晋军六帅十二将，意见就有严重分歧。中军副帅先縠，中军大夫赵括，下军大夫赵同，主张跟楚军决一死战；上军统帅士会，下军统帅赵朔，下军副帅栾书，下军大夫荀首，则认为应该避其锋芒。荀林父是新上任的元帅，原本威望不高。此刻夹在两派之间，更是举棋不定，完全没有了主张。

    先縠却不管三七二十一。先縠说，身为军帅，却像懦夫，诸位做得到，我做不到。晋国的霸权如果丢在我们手上，不如去死！

    于是，自说自话带了部队就过河。

    这就是盲动了。

    盲动的结果是被动。先縠过河后，军法官韩厥便对荀林父说：这支部队单兵深入敌境，多半是有去无回。您老人家可是元帅。部队不听指挥，这是谁的罪过？何况无论丢失属国，还是损兵折将，都是大罪。既然如此，不如进军。就算兵败，六个人来分担罪责，也比您一个人扛着好。

    晋军这才全部过河，安营扎寨。

    渡过黄河的晋军将帅仍然争论不休，中军副帅先縠则一如既往地刚愎自用。上军统帅士会和副帅郤克提出要加强战备，先縠居然也反对。士会只好让上军大夫巩朔和韩穿埋伏起来，中军大夫赵婴齐则悄悄地去准备撤退的船只，因此这两支部队最后总算得以保全。

    好嘛！如此群龙无首自行其是，岂能不败？

    相反，楚人则好整以暇，庄王甚至一开始就不想打这一仗。后来取胜，也没把晋军往死里打。本卷第三章所说楚军教晋军修理战车，让他们逃跑的故事，就发生在这场战争中。溃败的晋军夜里渡河，庄王也没让人去赶尽杀绝。这跟他的伐郑和善后，同样颇为得体。

    所以士会说，庄王在德行、刑罚、政令、事务、典则和礼仪六个方面都无可挑剔。如此稳如泰山，岂能不胜？[3]

    那么，所有这些，老天爷知道吗？

    有人说知道。六十年后有一个人说，邲之战的结局，占卜已经预示过了。只不过，占卜是在城濮之战，比邲之战早了三十五年。当时占卜的征兆，是楚胜晋败，结果却是晋胜楚败。占卜是不会错的。所以，邲之战，楚国必胜无疑。

    这实在是一种奇怪的逻辑。

    说这种怪话的人，又是谁呢？

    蹶由。

    迟到的应验

    蹶由是吴王夷末的弟弟。

    说起来吴也是文明古国，始祖是周文王的伯父，号称“吴太伯”。他和弟弟仲雍为什么要在千里之外建国已不可考，只知道司马迁把他们列在了世家的第一名。

    可惜这“文明古国”在西周和东周，都悄无声息，名不见经传。直到春秋中期，吴国的国名才开始见于《春秋》，吴国的君主也才见于《左传》，并且是在同一年。因为就在这一年，我们的一位老朋友来到了吴国。

    这位老朋友，就是夏姬最后一任丈夫巫臣。

    公元前584年，或前一年，早已成为晋国大夫的巫臣获准出使吴国，见到了吴王寿梦，劝说他与晋国结盟，目的则是要联合起来共同对付楚国。

    巫臣反楚是必然的。

    众所周知，楚是晋的死敌。一部春秋史，差不多就有半部是晋和楚的争霸史。因此，从城濮之战到邲之战，两国交兵不断。连带着那些中等国家（比如郑和宋）和小国（比如附楚的沈，附晋的江），也倒了霉。巫臣作为晋臣，当然要联吴反楚。这是他的职责所在，也是他能对晋国作出的贡献。

    另一方面，巫臣与楚也有私仇。实际上此前楚国的大夫子重和子反，已经杀光了巫臣的族人，以及夏姬的前任情人襄老之子。子反杀人是因为巫臣夺走了夏姬。子重杀人，则因为巫臣曾阻止他得到采邑。双方结下的梁子已不可解，血海深仇更演绎出惊心动魄的历史大戏。

    巫臣使吴，是大戏的序幕。

    决心复仇的巫臣带去了三十辆战车，还有驾驶员和狙击手。他用这些战车和战士做教练车和教练员，教吴人行军打仗，布阵攻城。又让自己的儿子担任吴国的外交官，与华夏各国建立广泛的外交关系，把吴的触角伸向了中原。

    有了军事和外交这两手，吴国开始伐楚，伐巢（今安徽省巢县），伐徐（今安徽省泗县），并占领州来（今安徽省凤台县）。子重和子反则被打得顾首不顾尾，疲于奔命。[4]

    吴国崛起了。

    崛起的吴国成为楚的死敌。公元前537年，楚人联合越国和东夷伐吴，结果他们的一支部队被吴国打败。于是吴王便派蹶由去劳军。这在春秋，原本是贵族的礼仪。楚人却蛮不讲理地把蹶由抓起来，还要拿他去衅鼓。

    这事做得太不像话。

    不像话是肯定的。蹶由是吴王的弟弟，吴国的公子。彬彬有礼来劳军，不能款待也就罢了，岂能把他抓起来？这次遭遇战，吴人是胜利方，蹶由也不是战俘，岂能杀他衅鼓？两国交兵，不斩来使，这是国际惯例，也是起码的道德礼仪和游戏规则，岂能如此破坏？真真岂有此理！

    不过这时的楚君是灵王。他不像话，也不足为奇。

    蹶由被带到了刑场。

    楚灵王派人问他：你来之前，没占卜吗？

    蹶由说：占卜了。吉！

    这就奇怪。吉，为什么会成为刀下之鬼？

    蹶由解释说，寡君听说伟大的君上您要在敝国进行军事演习，便到太庙用龟甲进行了占卜。寡君对鬼神说：下臣马上就要派人去犒劳楚军，借此机会观察一下楚王火气的大小，以便做好我们的战备，请神灵明示这事能否成功。龟甲显示的征兆是吉。事实也证明，我们已经成功。

    这又奇怪！被杀，是成功？

    当然也有解释。

    蹶由说，下臣这次出使贵国，君上如果春风满面和蔼可亲地款待使臣，敝国一定会松一口气。这样一来，敝国就会放松警惕，忘记危险，忽视战备，离亡国也就不远。现在君上怒气冲天大发雷霆，不但虐待使臣，还要以臣衅鼓，敝国也就知道不能刀枪入库，马放南山。敝国虽然弱小，但如果准备充足，也还可以与贵军周旋。关键，是有备无患。总之无论君上如何对待使臣，敝国都能知道该怎么办。战争也好和平也好，都有思想准备，当然吉。

    接下来，蹶由又说：何况敝国寡德之君在太庙占卜，是为了国家人民江山社稷，哪里是为使臣一人？臣命不足惜，请君上尽管拿去衅鼓。如果臣以小命一条，能够换来国家安全，相比之下，请问哪个更吉利？

    楚灵王无话可说，只好不杀蹶由，但也不放。直到鲁昭公十九年，蹶由才被释放回国。那时他已被囚禁十四年，楚君也不再是灵王，而是平王。

    值得注意的，是蹶由最后一段话。

    蹶由是这样说的：既然有龟甲，又有什么事情不能拿来占卜？占卜的结果，无非是吉，或者凶。有吉就有凶，有凶就有吉，谁能肯定凶或吉就一定落在某件事上？比如贵国在城濮占卜到的吉，不是后来才应验在邲之战吗？[5]

    这话值得商榷。

    从逻辑上讲，所谓“城濮之兆，其报在邲”的说法如果成立，那就意味着每次占卜的征兆未必立即兑现。这当然也未尝不可。问题是，如果兑现或应验都是迟到的，或不准时的，甚至说不清什么时候才对得上的，那么请问，我们还要占卜干什么？要知道，每次占卜，都要有“命辞”，相当于算命先生问你“算什么”。总不能说我问这笔生意能不能成，要等到二十年后下笔生意才应验吧？

    由此想到的问题是：周人对于鬼神、宿命、天意，以及占卜、巫术、祭祀等等，到底是信还是不信？

    这可是关系到我们民族文化心理的问题，不能不问。

    信不信由你

    周人对于鬼神，似乎是也信也不信。

    跟殷商一样，周人也有祭祀和占卜，而且很重要。但凡国和家有大事，比如打仗、结盟、婚配、立储，都要占卜和祭祀。两件事目的并不相同，占卜是问，祭祀是求。或者说，占卜是向鬼神请求指示，判断凶吉；祭祀则是向鬼神汇报工作，祈求福佑。分工不同，重要性则如一。[6]

    因此，从天子到诸侯，王室和公室里都有负责跟鬼神打交道的专职人员，分别叫祝、宗、卜、史，他们的首长则叫太祝、太宗、卜正、太史，各自负责不同的项目。

    祝的任务是代表祭祀者向鬼神致辞，因此特别需要知道鬼神的故事和脾气。宗的任务是管理祭祀的程序，以及祭祀的场所和器物。也就是说，祝和宗，是负责祭祀的。

    负责占卜的，则是卜和史。卜，又分两种。一种是用龟甲，也叫“龟”或“卜”。另一种是用蓍草，叫“筮”。记录筮法的书，就叫《周易》。龟和筮，可能由两个人分别负责，也可能由一个人包干。占卜的结果，由史记录在案。当然，史不但敬鬼神，更要管人事。后来，就变成专业历史学家。[7]

    很清楚，祝、宗、卜、史，都是当时的高级知识分子和专业人才，也是王侯们的智囊团。

    但，智囊而已。

    事实上，祝宗卜史都是技术官僚，或者说是事务官而非政务官，更不是政治家，因此他们的意见，往往仅供参考。王侯们则也许听也许不听，可能听可能不听。如果占卜的结果不能让他们满意，还会要求重来。

    比如晋献公。

    晋献公的故事前面已经讲过，他是因为宠爱骊姬而跟申生、重耳、夷吾三个儿子都翻脸的。当时他想立骊姬为君夫人（国君正妻），照例要占卜。先用龟甲，结果是不吉。再用蓍草，结果是吉。卜人说，筮短龟长。龟是动物，蓍草是植物。动物比植物更有灵性，所以龟卜的征兆更靠谱。

    但是怎么样呢？献公根本不听。[8]

    事实上周人的占卜往往只是一种仪式，或心理暗示。拿主意做判断，恐怕并不真靠这个。公元前525年，吴伐楚。楚国的令尹占卜战争的结果，不吉。楚军司马公子鲂（读如房）便说，我们地处长江上游，怎么会不吉利？再说了，占卜战争，惯例是司马发表命辞。我要求重来。

    于是重来。

    公子鲂便对鬼神发表命辞：鲂率领亲兵以必死的决心打头阵，楚国国军跟着上去，希望大获全胜，行吗？

    征兆是：吉。

    于是，公子鲂便带兵冲锋陷阵，果然战死。楚军也果然胜利，还缴获了吴国一条大船。这条大船是那样的重要，以至于吴国的公子光（也就是后来的吴王阖闾，夫差的父亲）拼死拼活也要把它再夺回去。[9]

    史书没有记载负责本次占卜的人是谁，可见其人并不重要。实际上，只有那些被视为预言家的才可能载入史册，比如秦卜徒父。公元前645年，秦晋两国发生韩之战，战前由徒父进行占卜，结论是此战必定活捉晋惠公。由于他的预测与后来的结果高度一致，因此此人青史留名。[10]

    至于那些屡屡言中的“名卜”，则更会名垂青史。

    比如卜偃。

    卜偃是晋国的卜官。他最牛的预言，是毕万的后代非比寻常。毕万原本是晋献公的车右。因为有功，被封在魏（今山西省芮城县），并升级为大夫。卜偃马上说：万是大数，魏（通巍）是大名。初次封赏就如此崇高，这是上天在暗示了！天子的子民叫兆民，诸侯的子民叫万民。毕万的子孙，将被万民拥戴啊！[11]

    这话其实已经说得很明白了，而且也没有错。毕万的子孙后来不但成为诸侯，还成为国王。他们的国家也就叫“魏”，是“战国七雄”之一。

    这样的预言，实在很牛。

    所以，卜偃的身影，便频繁出现在《左传》。

    还有裨竃（读如皮灶）。

    裨竃是郑国的预言家，曾经成功地预测了周灵王、楚康王和晋平公的死亡，以及陈国的复国和灭亡。他甚至能说出准确的时间，比如晋平公将死在七月戊子，陈国将在五年后复封，然后再过五十二年彻底灭亡。依据，则主要是星相学的。看来此人懂天文，通五行，还会巫术，是个全才。

    因此，公元前525年，也就是楚国司马公子鲂与吴军战斗而死的那一年，裨竃预言宋、卫、陈、郑四国将在同一天发生火灾。他还告诉郑国大政治家子产，其实有办法消灾。

    子产却不理他。

    第二年五月，裨竃的预言兑现，宋、卫、陈、郑，果然在同一天陷入火海。

    裨竃便对子产说：不听我的，还会着火。

    子产还是不听。

    有趣的是，火灾也没再发生。[12]

    这就说不清裨竃是灵还是不灵。但这并不要紧，重要的是子产的一段话。正是这段话，让我们对周人甚至华夏民族的鬼神观念，有了一个清楚的认识。

    那么，子产说了什么？

    神就是人

    子产说：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

    这句话的意思非常清楚：人间事近在眼前，老天爷远在天边。自然界的规律、法则、变故、奥秘，根本就不是我们能掌握的，怎么可能由天道而知人道，由天象而知人事？至于裨竃的预测精准，不过因为话说得多，当然总会有碰巧说中的，其实哪里知道什么天道？[13]

    嘿嘿，他根本就不信。

    子产不信裨竃，也不信其他神神叨叨。第二年，郑国发生水灾，国人报告说有龙在城门外的水潭里打架，要求进行祭祀。子产说，我们打仗，龙并不看。那么龙打架，我们为什么要去看？我们无求于龙，龙也无求于我。水潭，原本就是龙的。它们在自己的地盘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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