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千四百三十八节 司马迁的疑惑（2）

    听着司马迁的话，刘彻半闭上眼帘，悠悠然的笑道：“卿既然有疑虑，不妨说出来……”

    司马迁闻言，连忙长身一拜，说道：“臣曾尝闻，俗谚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昔者太公封于营丘，地泻卤、人民寡，太公乃教民极技巧之术，通鱼盐之利，于是人物皆归，强至而辐辏，齐冠带衣履天下，海岱之间联袂而往朝，其后齐国中衰，至管仲以轻重之权，通鱼盐之利，而恒公霸之，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孔子赞曰：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袵！”

    “而至今世，则不然，世皆以商贾贱业，小人之所业。李悝兴地力之教，而商君耕战之策，皆以贱工商重农为本……”

    “臣觉得有些奇怪……”

    “若贾人当真一无是处，太公、管仲何以重之？”

    “且夫，若果真贾人小人哉，当今天下，何以富庶至斯？”

    司马迁说着就顿首道：“臣曾尝与关中人李友、中两千石少府卿刘舍子刘晖，从先王之教，走关中各县，采民之风。过县乡皆见水车潺潺，渠道遍布，民皆安乐而居；各地百姓，除农耕之时，皆好以事工商，入作坊为业，岁得钱可五千五百余……”

    “这就是臣的疑虑之处……”

    “先贤皆曰：工商之业贱，贾人谋农夫之利，而今则不然，商贾之作坊，岁给民用，使小民也得安居，上养父母，下育儿女……”

    刘彻听完，微微一笑。

    这也是为何今天儒法虽然已经发展到了一个他们自己都不相信的地步，但却依然奈何不得黄老派的缘故。

    原因很简单。

    无论是儒家还是法家，都遇到了一个尴尬的问题——理论与实际脱轨了……

    在过去，其实无论用儒家的理论还是法家的理论，都可以解释世界的多数问题。

    就拿这工商之事来说吧。

    儒家拒绝‘奇技淫巧’，鲁儒更主张要求杜绝‘机械之心’，防止这些东西污染淳朴的人民。

    法家则以富国强兵为宗旨，尽地力之教为务。

    两者殊途而同归，都是要求重农贱商。

    唯一的不同是——儒家的重农，重的是大地主、大贵族这个农。

    而法家，则更喜欢，更倾向于扶持中小地主阶级。

    但在如今，儒法的理论都遇到了强有力的挑战。

    特别是在关中大地上，随着平律的执行以及粮食保护价政策的强力实施。

    在事实上，极大的缓解了民间的贫富差距。

    至少，让人民有了喘息之急。

    老百姓不用再在冬天和春天吃高价粮，而在夏秋廉价的出售收获。

    而近年来农业新技术的井喷和推广，也使得粮食产量大增。

    在粮价相对恒定和稳定的今天，这粮食产量的增加，使得人民终于能腾出时间，不再必须跟过去一般，只能死盯着土地，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

    而随着褒斜道工程、龙首渠工程、昆明池工程以及各种其他水利渠道、漕运工程的建设。

    特别是褒斜道工程的建设，让大量百姓，第一次尝到了出卖劳动力的好处。

    而之后，随着平律颁布，工商业起飞，特别是在关中，一年一度的考举经济和茂陵商业区，就足以形成一个巨大的消费群体。

    于是，工坊业兴盛了起来。

    大量的百姓，从农民变成了半工半农的阶级。

    甚至出现了全职的工人群体。

    本来，按照法家和儒家的理论，这样的情况，这样的世界，肯定会出乱子。

    但偏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

    甚至相反，关中人民的生活一年比一年好，无数过去家徒四壁的穷人，如今，竟然有了积蓄和存款。

    关中的中产之家，小康之家，就更是夸张。

    几乎所有人的仓库里，都堆满了粟米和麦粉，墙壁上挂满了熏肉和鱼干。

    关中的地主阶级，历史上第一次，可以顿顿吃肉……

    当然，这是建立在安东地区，源源不断的对长安供应鱼干以及对外战争胜利，带来的大量牛羊牲畜的基础上。

    但无论如何，儒家和法家，都面临了这个尴尬。

    他们必须解决这个问题，才有机会取代黄老派。

    好在，他们现在还有时间，毕竟，这样的情况，出现的时间很短，最多也就三年！

    而且，目前只在关中存在。

    但随着时间推移，三河地区，也开始冒出了类似的迹象。

    至少在雒阳，中产家庭（家訾一到十万）的数量，已经连续三年增长了。

    而类似司马迁这样的新时代知识分子和年轻人，当然也都共同面临了这样一个问题。

    他们发现，书上的东西，似乎已经很难解释这些新出现的变化。

    这个局面有点类似于春秋晚期、战国初年的年轻人在发现了地主阶级这个新事物时的思维——似乎挺有意思的啊！

    虽然，与春秋晚期，战国初年一般，大家都不懂这个新变化会带来一个怎样的世界？

    但，人人都在小心翼翼的试探，尝试接触和研究这样的变化。

    唯有刘彻自己，是在兴奋之中，带着恐惧。

    因为他知道，未来会出现什么东西！

    此刻，他看着司马迁年轻稚嫩的脸庞，问道：“那卿可知道，中国是从什么时候起就厌弃商贾之事的呢？”

    刘彻站起身来，望着前方石渠阁的渠道里的潺潺流水，自顾自的感慨道：“春秋之时，贾人游于列国，出入王宫，以至于有弦高故事，更有陶朱公之典故，孔子有贤弟子端木赐，也是商贾出生，孔子也不以为意……”

    事实上，在春秋之时，商贾的地位还颇高。

    哪怕到了战国之时，商人也依旧有着地位。

    某些大商人，甚至可以影响一国的内政外交。

    譬如，著名的吕不韦，就是这样的一个豪商。

    哪怕是在法家主政的秦国，秦始皇统治下的大秦帝国之中，也有着寡妇清、乌氏倮这样的被封为封君的大商人。

    那么，商人从什么时候就变成人人喊打喊杀，沦落为贱籍的贱业？

    答案是秦统一天下后，秦始皇与法家的政治家们，无法容忍商贾的存在。

    对秦始皇来说，商人流动性大，而且，只要给钱，没有什么事情是他们不敢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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