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一上任就来个下马威,把原任堂郎中开除,安排信得过的人接任。可是,从此之后,内务府就像瘫痪了一样,要钱没钱,要东西找不到东西,堆积如山的账本成为一纸又一纸的空文。
这时,锐意改革的郑孝胥采纳了一个官员的建议,将宫中各处祭祀的大批果品糕点用泥土和木雕的代替,节省资金。却不曾想,宫中这些数以百计的太监就是靠供品“创收”的,郑孝胥一下子断绝供品之咱,就将这些太监全都得罪了。
如此一来,郑孝胥的“新官两把火”,才刚刚烧出来,就使自己成了整个内务府系统的敌人。没多久,就有人给他寄来了恐吓信:“你正在绝人之路,你要当心脑袋!”
与此同时,溥仪派去整顿颐和园的“帝师”庄士敦也接到了恐吓信。信上的语言同样杀气腾腾:“你如果敢去上任,路上就有人等着杀你!”
溥仪也不是吃素的,在他的鼓励下,郑孝胥、庄士敦等人不后退,依然执着地“钉”在内务府。内务府知道遇到了硬茬儿,上下对此二人恨之入骨,决心不择手段扳倒他们。走溥仪皇帝的路线看来是不行了,他们就从外部入手。
很快,内务府的还击见了真章。
民国国会里有一批议员提出了议案,要废止皇室优待条件,还要接收紫禁城。理由非常直白,除了直指溥仪参与张勋复辟外,还有非法“赏给汉人郑孝胥紫禁城骑马和援内务府大臣”。
更加要命的是,指责中还有一条,那就是溥仪在放手让郑孝胥整顿内务府的同时,请人清点紫禁城收藏的字画古玩。可是,不清点还好,一清点宫中的好东西已经是越来越少。铜器玉器、书法藏画、金银珠宝源源不断地流到宫外去,在文物市场上公开叫卖,轰动了中外。
而这些舆论,也反过来给溥仪、郑孝胥等人很大的压力。民国内阁内务部还颁布了专门针对清宫贩卖古物出口的《古籍、古物及古迹保存法草案》。
国会提的这些责难不是没有道理的,就在此前不久,溥仪曾和郑孝胥等人商量将四库全书运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换取稿费以支持“光复大业”。结果,这批书被民国当局全部扣下了。
正在这时,溥仪的生父载沣出面了,告诉溥仪说:“郑孝胥的办法值得斟酌,如果连民国当局也不满意,以后可就更不好办了!”
而一直稳坐钓鱼台的内务府大臣绍英,也时也带着一如既往的恭顺和胆小怕事的样子,告诉溥仪:“民国步军统领王怀庆对郑孝胥的做法也很不满意,王怀庆说如果再叫郑孝胥闹下去,民国如果有什么举动,他也就没办法帮忙了!”
“内忧外患”之间,“群情震动”之中,溥仪害怕了,郑孝胥主动“恳请开去差事”,只做普通的宫廷顾问。而内务府的印钥,最终回到了不显山不露水的绍英手里。
一场声势浩大的内务府整顿计划无疾而终,从此再也没有新的整顿计划了。直到1924年,溥仪终于被驱逐出宫,民国政府收回紫禁城,内务府就此寿终正寝。一代帝王,从此开些漂泊生涯,那些内务府的大小官员们,拿着狠捞特捞来的钱,各奔东西了。
这件事情,到了后面还有一个花絮。
那就是半个世纪过去了,退了位又当了日本人傀儡的溥仪,新中国成立后成为政治犯,最后被特赦。经历了这么多,这个当年的小皇帝,在心里一直放不下,对那个一直“沿袭旧制”的内务府痛恨不已。
他始终认为,如果没有内务府的掣肘,大清朝不至于亡。退一万步说,至少退位后的小皇朝可以得以保存,即使不能“东山再起”,也可以作为象征性的存在。
……
所以,放到现在也是一样的。虽然说董清明这些人不会像内务府那么恶,他们也未必去研究过这一段历史,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在他们的心中,认为“遵从规矩”比“服从命令”重要,即便这个规矩看起来微不足道,甚至很可笑。
怎么办?
这个时候的处理,变得一下子重要起来。
举重若轻与举轻若重,说的是处理问题的不同方面,也是不同境界。
如果说刚才唐卡在会议室外指挥打的那一场胜仗是举重若轻,看似轻描淡写之间解决了火鸡这个心腹大患。那么,眼下这个拿文件的事情就是举轻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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