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痴缠地摩挲着:“你往年都去么?我说春节。”
顾莫杰愣了愣:“没去过。我什么也不信仰,谁凑这热闹。但是很多外地游客喜欢。”
宝儿神色松缓了些:“欧巴是为了我才想到的?好开心呢。但还是不去了吧,我也不信这个——我是天主教-徒呢。”
“也是,差点忘了。你们韩国人那么多天主教徒,真不像是东亚国家。”顾莫杰自言自语了一句,心中却紧急盘算着,“那我倒是知道有个教堂不错——就不知道你们是不是非要天主教的?”
宝儿婉然一笑:“那倒不讲究。我们韩国的教会很多也是美国传来的,哪有那么形式主义。”
原来也是个分不清天主教和新教差别的家伙,顾莫杰心中暗笑,倒是他自己把问题弄严肃了。
两人迷迷糊糊依偎着到了天亮,收拾好后,都穿着高立领、戴着大墨镜,让女保镖开着保姆车,去了市中心最古老的教堂天水堂。
顾莫杰的变装比权宝儿更严密,因为这里是中国,认识他的人显然比认识权宝儿的人多得多。要是在日本的话,两人就处境立换了。
呼吸着2008年的第一缕新鲜空气,两人的心情都挺不错。
教堂看着有些斑驳,也不宏伟,但是走近门口的时候,权宝儿却觉得呼吸有些压抑,手心出汗,紧紧地攥着顾莫杰。
她这辈子是没机会走进教堂宣誓,说“我愿意”了。作为一个教徒,这种状态对她的打击其实比费莉萝更沉重一些。毕竟费莉萝只是一个事业型女强人,没有信仰和宣誓这根弦。
“你不舒服么?”顾莫杰察觉到了宝儿的异样,温柔地问,一边环住了对方的腰肢,不让她软下来。
“没有。”宝儿深吸一口气,微微靠着顾莫杰,走了进去。
里面在做新年弥撒,顾莫杰引着她一边缓缓而入,一边轻声解说:
“别看这教堂不大,已经是现存最悠久的了,1860年造的。更早的教堂原本也有,但是晚晴时候,因为太平军打天主教的旗号,所以清廷控制范围内都清教,教堂都被毁了。
1860年,英法联军烧了圆明园、重启谈判、逼着清廷重开教禁。然后当年就有一个年轻的美国长老会传教士来这里,筹建了这个教堂,叫天水堂。长老会传教士是可以娶妻生子的,十八年后,他的儿子在钱塘出生,这孩子就是司徒雷登先生——后来的燕京大学、之江大学校长、美国驻华大使。”
权宝儿好奇地附和:“原来是美国人造的,历史还挺曲折呢。那个司徒大使好像挺有名的吧?我都听说过——你们中国人是不是有一篇文章叫《别了,司徒雷登》?”
“是的,看来美、韩没少拿这篇文章黑我们呐——那是毛先生写的。”顾莫杰莞尔一笑,见宝儿对此有兴趣,他也就侃侃而谈地继续说些佚事趣闻。
“司徒先生当大使那几年,据说每当蒋先生接见英美政要,蒋夫人都是最喜欢陪同的——因为可以显摆她的英文水平,给蒋先生当翻译。
但蒋夫人唯独不喜欢介入的,就是司徒先生和蒋先生的会谈。因为每到那时候,两人都讲钱塘方言,不用翻译。反而蒋夫人听不懂钱塘方言,只能在那里干坐着。司徒先生毕生在华50多年,钱塘就住了四十年,方言讲的比我还好。”
(注:宋-美-龄可以听懂宁波话,但是听不懂杭州话。)
权宝儿听着这些趣闻,不禁莞尔,差点微笑出声。旋即想起台上正在做新年弥撒,掐了顾莫杰一把,示意他安静一点。
顾莫杰听话地安分了下来,尽管弥撒的内容他不太听得懂。偷眼看宝儿时,竟然神色很是虔诚。
她究竟在内心默默祈祷些什么?顾莫杰看着她的表情,就想起五天前在《印象西湖》舞台上,宝儿唱《圣诞快乐》时对着十字架默默祈祷的表情。
一个小时的弥撒很快结束了,神职人员给来的人依次分发圣餐小饼和小杯的红酒,有些信众纷纷把本月的什一捐给交了。
(注:天主教的圣餐只有饼,用的是不发酵的死面饼,没有酒。但是新教和正教“可以”领酒。饼和酒在圣餐礼里面,分别代表“最后的晚餐”中的“圣体”和“圣血”。)
“还要捐款?糟了,都忘了这事儿了。”顾莫杰一下子有些头大,他是知道教堂里那点破事的。据说按照什一捐的规矩,虔诚的信徒该捐当月工资的十分之一做善事。如果昧心少捐,其心不诚,也没啥意思了。
要是直接不捐扭头就走,理论上也行,这本来就是自愿的,牧师也不至于像僧人那么跑上来恶言相向。可问题是顾莫杰如此身份,怎么丢得起这个人?
倒是宝儿心细,见他面色不豫,扯了扯他的衣袖,促狭地说:“没事儿,你上个月都在烧钱和马花藤大战,完全是赔钱的,又没赚。咱按照我的收入捐一点,就好了。”
顾莫杰的表情变得很精彩,自嘲了几秒,耸耸肩:“你好聪明,那还算我运气好——幸好不是卖产业园或者ipo那个月进教堂。否则岂不是直接几个亿出去了?”(未完待续。)手机用户请浏览阅读,更优质的阅读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