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见红民

    在我小时候，镇上总是有一个衣着褴褛的老人，他在一家粮站门口的角落里有张床，便是他的家了。粮站是公家的，也就一直没人赶他，他也像一个镇上居民一样日复一日地生活在那儿，捡别人仍下的残羹剩菜果腹度日。

    镇上的人都管他叫红民，这个名字在人们口中是相当有戏谑味道的，这几乎已经是“要饭的”的代名词，大家心照不宣，骂人喜欢用手指一戳“你个红民！”只要是镇上的人也都会知道其中的寓意。

    我一直觉得红民并不傻也不呆，疑惧是什么不可抗拒的因素让这个可怜的老人沦落到这样一个落魄的地步，小的时候爱幻想，一直想省下口袋里的五角钱给红民买个包子，但却并未付诸实践，我有点怕他，时常碰到他却从来不敢和他搭讪，听妈说红民的家其实就在我家附近，年轻时红民还是个大学生，以前上山下乡的时候，他娶了一个知青姑娘，因为婆熄不和姑娘走了，红民就毅然离了家把床搬到了镇上粮站加入了“丐帮”行列。个中原委似乎牵强，但这也是我所了解的关于红民的唯一解释。

    年幼的我一直视红民为怪人，还一直揣测红民会不会是个红七公式的人物当然这种贻笑大方的假想也只有放在自己心里捣鼓，捣鼓了半天，红民在我心中就越发神化了，我甚至想象红民白天叨光隐晦，晚上摇身一变变成了劫富济贫的大侠飞檐走壁的情景，这就让我对他愈加敬畏，不敢唐突靠近他了。

    红民有个招牌式的憨笑形象，这让人觉得他傻气十足，上了点年纪的人见别人取笑红民都会上来纠正别看红民一脸傻相，他可比你们都聪明理，然后就会说起红民大学生的身份，说起他的陈年旧事，红民会在一边照例傻笑，趿拉着两双差不多穿地儿的不鞋踢踏地四处游荡，似乎更本不屑别人的议论，像个德道高僧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啊，我想起李白的诗“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他的破烂衣服随着他摇晃的身躯随风招摇，使得阳光投射下来的他的身影格外生动、鲜活，我望着他的背影，没人能知道能窥见他的内心，没人看得透他蓬松的头脑里储存的记忆，他的天空是否和我们的一样蓝白，一样澄澈，或者更加毫无芥蒂，他看的见世事纷争么？他读的懂社会人生么？他是以参与者还是参观者的姿态来申时度世呢？我承认我是个怯懦的人，喜欢逃避现实，一直奢望能有个世外桃源来让我待，也许一个真正想做实验的人并不需要一个设备齐全的实验室，就像他 一样。

    我见过别人施舍红民的情景，红民不是化缘的和尚，也不是四处流浪挨家挨户要饭的难民。所以他有他自己的作风和准则。我见一位叔叔递给他一根烟，他竟然拒绝了。我也见过一为大妈送给他一碗饭，他也拒绝了。我惊鄂地问旁人，原来红民不吃嗟来之食，他一直固执地几年如一日地以捡来的东西为食物。我记起一句话：“站在山顶的人和站在山脚的两个人，虽然地位不同，但在对方眼力同样渺小。”但我觉得红民是在赌气，赌谁的气我却又迷糊了。

    六年级的时候有次看见红民，是在学校后门口的垃圾筒旁边，他的头发剪了，留着一个刺猬头，显得更是憨厚。我们围在四楼栏杆旁唤着他的名字，我用手掬成喇叭状“红民，红民”地喊，他抬头朝我们笑笑不说一句话，那是我最后一次见红民，红民是在哪年哪月消失的我浑然不知，只是在我刚上初中后的三年没在镇上见过他，我们竟然也都把他遗忘了！

    以前红民的存在已自然地像路边的花草一样本就是小镇的一部分，但现在红民的消失也像路边没人关注的小草哪天被人拔了夭折了也没人过问一样正常，直到几年后的今天，我才重又拾掇起有关红民的记忆，他去了哪里？是死是活？他在干什么？我为我的健忘而羞愧，也许为红民写点东西应该有个好的结局，比如他去了另一个小镇谋生，比如他人老了去了另一个世界，比如他不愿当乞丐了找了一份工作很多种可能，他选了人生千百万种中的一种去继续他的人生旅程，还会有很多像我一样懵懂好奇的女孩去关注他或者偶尔想起他。只是当我现在想起红民的时候却有着淡漠的悲哀，似乎觉得冥冥之中我再也见不到红民了，这个神秘怪诞的老人还没来得及让我去看清看透，他已像一只离去的飞鸟“呼啦”地从我的视线中隐退，留下迷惘的我一个人。